文同、苏轼 在京城开封的交往

北宋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七月，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为父亲苏洵服丧丁忧期满之后，从家乡四川眉山返回京城开封。朝廷任命苏轼以殿中丞、直史馆授监官告院，兼判尚书祠部。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四月，大画家、诗人文同到京城开封任职，知太常礼院，负责拟定朝廷、宗室礼仪制度等事务。文同（1018年~1079年），字与可，号笑笑先生，人称石室先生，北宋梓州永泰县（今四川省盐亭县）人。文同是著名的文人画家，以画墨竹闻名于世，“胸有成竹”这个成语就出自于他的画竹理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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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在陕西凤翔工作时，便与文同一见如故，两人结为了忘年之交。苏轼对文同的德艺极为佩服，称赞文同“诗一、楚辞二、草书三、画四”，为文坛四绝。他虚心向文同学习书画技艺，宣扬文同的绘画理论，成为文同开创的中国文人画派“文湖州竹派”的得力干将。

文同到京城任职，与苏轼都居住在开封西冈。知己久别重逢，更加亲密无间。他们时常往来，隔三差五就要相会。文同后来在《往年寄子平》诗中回忆他们这一时期交往的美好时光：“往年记得归在京，日日访子来西城。虽然对坐两寂寞，亦有大笑时相轰。”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品茗闲话，有时也会寂寞对坐。这个时候，苏轼总能找到玩笑话题，一阵侃大山之后，两人又会大笑起来。

京城开封西郊，缓缓流淌着一条名为“二里”的小溪。小溪沿岸林木茂密、景色优美。文同、苏轼常常相约在溪边漫步，或者骑马顺着溪流前行。他们信马漫游，兴致勃勃，乐此不疲，常常流连忘返。文同在《初入二里》诗中写道：

树色交山色，蝉声杂水声。

客怀殊不倦，信马此间行。

就在当年，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开始实行“熙宁新政”。伴随王安石变法而来的是朝廷新党势力与旧党势力的激烈斗争。苏轼、苏辙兄弟因为反对新法，沦为旧党成员。当时，文同已年过五十，历经了宦海沉浮，人情练达、不露锋芒。然而，同样在朝为官、时年35岁的苏轼却是年轻气盛，往往不平则鸣，时时按捺不住内心对新法政策的不满。

文同虽然采取了“君子不党”的超然态度，但仍然感受到了身边政治风暴的咄咄逼人。他决定离开开封这个政治斗争的是非中心，到地方州郡去工作，于是向朝廷请求到故乡蜀地任职。不久，朝廷批准文同的请求，任命他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（今四川仁寿）。

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斗争形势，文同常常告诫苏轼要谨言慎行、明哲保身。苏轼不以为意，继续对新法提出异议，终被新党排挤，被迫外调，出任杭州通判。这时，文同又写诗告诫他：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。”然而，苏轼并未在意文同的深谋远虑、苦口婆心，照样写诗作赋，张嘴即来，时时讽刺、挖苦新法。

到了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文同奉朝廷之命担任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知州。故而世人尊称文同为“文湖州”，称其开创的墨竹画派为“湖州画派”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正月二十日，文同在赴任湖州途中，在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病逝，享年61岁。文同的病逝让亲友们悲伤不已，苏轼更是号啕大哭，接连几天都伤心得茶饭不思。

随后，朝廷又命苏轼接替文同出任湖州知州。上任之时，按照惯例，苏轼上书朝廷报告到任、谢恩。在这份谢恩表书中，苏轼写道：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。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意思是我就不奉陪新党那些得势小人了，姑且到地方来管管牧养小民的杂事。正是这句话惹怒了新党，他们于是紧抓不放，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问句、曲意歪解，污蔑苏轼不学无术、藐视朝廷、妖言惑众和毁誉圣上。

御史台弹劾苏轼的奏章一封接一封，不断送到宋神宗面前。神宗震怒，批示御史台，立刻派人赶赴湖州抓捕苏轼，将其强行押往京师受审。北宋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爆发了（乌台，即御史台。汉代，因御史台办公地周围广植柏树，终年乌鸦栖息，故称御史台为乌台）。

在被押解前往京城的路途中，苏轼日夜胆战心惊、诚惶诚恐。他料定自己此去京城凶多吉少，不但头上乌纱难保，搞不好连小命都会丢掉。苏轼心急如焚、悔恨交加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据他后来在《杭州召还乞郡状》的文章中回忆：“过扬子江，便欲自投江中。”终究因吏卒看守太紧，而未能实施。

然而，苏轼虽然悔恨自己言多必失、因诗获罪，却始终改不了他的文人天性——诗歌创作的冲动。在解押途中，他又是有感而发，写下一首短诗《吴江岸》：

晓色兼秋色，蝉声杂鸟声。

壮怀销铄尽，回首尚心惊。

时值初秋，层林尽染，凉风习习。一大早，苏轼就被吏卒喝骂着催促上路。他们行走在吴江岸边，耳旁蝉声夹杂着鸟声，叽叽喳喳、无休无止，实在令人心烦意乱。此刻，往日欣赏宜人秋色的闲情逸致早已不见踪影，油然而生的是“恨别鸟惊心”的凄凉。

对比文同的《初入二里》和苏轼的《吴江岸》可以看出，苏轼学习模仿文同诗歌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。此时此刻，苏轼更加怀念好友、恩师文同，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取他的谆谆教诲，以至于现在惹祸上身。

苏轼这首《吴江岸》的诗眼在“销铄”二字。这二字正是词语“销金铄骨”的缩写，形容诽谤的言论害人之烈足以杀人于无形。苏轼明白自己是被那些维护新法的小人所污蔑、陷害。他们的谗言就如同耳边纷乱嘈杂的蝉声、鸟声。那些小人将恶毒的诬陷、诅咒化为无数利剑刺向自己，使自己的满腔热情顿时消磨殆尽。这分明就像汉代邹阳的《狱中上书自明》所言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”。

据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，西汉时期，临淄（今山东淄博）人邹阳因为正直敢言，遭人嫉恨。一些人纷纷向梁孝王进谗言，诬陷他。于是，梁孝王震怒，将邹阳打入死牢。邹阳在狱中上书《狱中上书自明》，向梁孝王表明忠心，为自己辩护。梁孝王看完邹阳的书信深受感动，就释放了邹阳，重新信任他，并委以重任。

苏轼被抓入御史台牢房之后，经受不住轮番审讯、凌辱，没过多久就承认了自己的罪名。然而，神宗皇帝却并不满意苏轼的招供。他认为苏轼定然还有隐瞒，下令必须彻底查出所有涉案人员。苏轼又被御史台通宵达旦地进行审问、侮辱。他不得不交代、指认和自己一起讽刺反对新法有关的亲朋好友、师长门徒，牵连出的人员越来越多，直到神宗皇帝点头才作罢。

最终，王诜、王巩、苏辙、张方平、黄庭坚、范镇、司马光等29人被追究、处罚，文同、欧阳修、张先等50多人被认定为情节轻微，不予追究。文同因为病逝而躲过了“乌台诗案”这场劫难，这又未尝不是“不幸之中的万幸”。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苏轼在御史台被囚禁130天之后终于获释，并在两个月后被贬官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。